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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 72 万人死于自杀。与此同时，精神障碍在人群中也并不少见。中国精神卫生调查对 32552 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包括痴呆在内，各类精神障碍的 12 个月患病率为 9.3%，终生患病率为 16.6%。

谈到自杀，人们很容易先想到精神疾病。可在临床和公共卫生实践中，两者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一项覆盖中国23个地区、纳入895例自杀死亡者的心理解剖研究发现，37%的自杀死亡者未发现精神疾病。研究同时发现，即使在有精神疾病的自杀死亡者中，生前接受过精神科治疗的比例也并不高。

它说明了一个延续至今的自杀预防问题：如果只把筛查目标放在已经确诊精神障碍的人群中，一部分处在危机中的人可能不会被及时发现。

一个人的自杀风险也会随着处境发生变化。重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破裂、长期或严重躯体疾病、持续的绝望感、既往自杀行为，以及社会支持不足，都可能影响风险水平。对于危机干预来说，判断“现在是否处在危险状态”，往往和判断“有没有一个精神疾病诊断”同样重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在现场介绍，心理援助热线来电中，约四分之一有既往精神疾病诊断，约五分之一的主要困扰与人际关系有关。这个比例不能推算到所有自杀高风险人群，但可以看到，主动寻求心理援助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既往精神疾病诊断。

因此，自杀预防需要覆盖更多场景。学校教师、社区工作人员、综合医院医护人员和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都可能较早接触到已经出现危机信号的人。

现场分享中，梁红提到，近年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持续开展“守门人”培训，希望让更多人掌握基本的风险识别和沟通能力。其目的不是让普通人替代医生诊断，而是在出现危险信号时，能够发现问题、进行初步沟通，并及时连接专业帮助。

勇敢谈论自杀，成为危机前的“守门人”

发现身边的人状态不对时，很多人的第一个顾虑是：能不能直接谈“自杀”？

很多人担心，主动询问对方是否有过自杀想法，会不会反而让这种念头变得更强。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在2024—2026年世界预防自杀日主题说明中明确指出，谈论自杀想法不会增加其出现或发生的概率。相反，开放、坦诚的对话能够减少污名，也让处在痛苦中的人更容易表达和寻求帮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杨甫德在总结致辞中提出心理危机沟通“对话六原则”，其中包括直接询问、认真倾听、识别风险信号、提供帮助并给予支持。梁红介绍，如果已经观察到明显的危险信号，可以直接询问对方是否出现过自杀想法。这样的提问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风险，也为后续干预提供入口。

发现风险后，主动询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倾听、判断风险，并在必要时连接专业帮助。

很多求助往往表达得很含蓄。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曾庆晶分享的一通凌晨来电中，电话另一端的女孩已经陷入严重痛苦，却不断询问：“我是不是添麻烦了？”“我是不是太矫情？”接线员没有急于讲道理，而是先告诉她，自己愿意听她继续说下去。

这种倾听正是危机干预的一部分。危机干预需要进一步判断一个人是否存在明确的自杀想法、风险是否正在升高，以及是否需要家属、医疗机构或其他专业资源立即介入。

梁红介绍，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长期累计接听约50万通来电，其中干预2万余通高危来电。现场公布的数据显示，接受热线干预后，来电者的痛苦程度得到缓解，希望程度得到提升。

“守门人”的价值也正在于此：不是一个人独自承担危机，而是尽早把已经出现的风险信号接入下一层支持。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黄悦勤在现场谈到，自杀受到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共同影响，社会支持和良好的应对能力都可能发挥保护作用。她也提到，目前参与自杀预防的已经不只有精神科医生，学校、社区以及非医学背景人员都在进入这套预防网络。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副主任王钢也表示，自杀预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自杀预防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学会诊断精神疾病。对普通人来说，更现实的作用是识别明显的异常变化，敢于询问，认真倾听，在风险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时尽快寻求专业帮助。

这也与今年世界预防自杀日“开始对话”的呼吁相呼应。一次对话未必能够解决造成痛苦的问题，但它可以让一个已经发出的求助信号不被忽略，也让后续的专业干预有机会开始。

参考资料：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uicide worldwide in 2021: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e in China: Nationa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