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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分析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的世界政治文明演进，回望800余年的政治文明历程，一条主线清晰可见：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权力不断被纳入制度化规范、约束与制衡的过程。

世界政治文明大体经历了三次重要跃迁：第一次，从1215年至17世纪中叶，以法律与契约约束王权；第二次，从17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随着近代主权国家形成，权力约束由“限制王权”转移至“限制公权”；第三次，二战结束至今，权力约束进一步由国内延伸至国际层面，并逐步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三次政治文明跃迁层层递进，每一次都是在前序成果之上进一步拓展权力约束的边界，前一阶段留下的“未竟之题”又推动下一轮政治文明的演进。

第一次跃迁：王权的约束与限制

英国《大宪章》问世以前，“君权神授”与“君权至上”长期主导欧洲政治秩序，君主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第一次政治文明跃迁的本质，是开始以制度约束绝对王权，使社会从绝对王权中逐步解放的历史进程。

希伯来文明早在《托拉》（Torah，《摩西五经》，犹太传统追溯公元前13-15世纪）中已提出君王必须服从律法，形成“王在法下”的早期思想原型。但1215年的《大宪章》通常被认为首次以书面形式确立“王在法下”原则，明确国王及其政府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开启了以法律限制王权、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化进程。

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约翰在贵族压力下签署《大宪章》，全文63条，拉丁文约3500词，从征税、司法、财产等多方面对王权作出各种限制。800多年过去，英国议会官网记载，1215年《大宪章》中仍有4项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其中尤以第39条、第40条影响最为深远：未经合法审判不得任意逮捕、监禁或剥夺财产；权利与正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拖延。

《大宪章》最初只是为调和王室与贵族冲突而达成的停战协定，却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超越最初的阶层与时代局限，逐渐成为现代法治与宪政传统的重要源头。

《大宪章》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开启了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制度化保护，为此后产权制度、契约秩序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催生长线思维与长线投资。稳定的权利保障是培育长期主义的重要制度基础。当人身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得到基本保障后，个人和企业才更有可能具有长线思维，也更有动力进行长线投资与规划。第三，孕育现代性与现代化。基本权利的保障使得一部分人有可能“仰望星空”，在现代性及现代化上进行天马行空式的颠覆与创新，从而使得英国在现代性的发展方面为人类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第四，开启了从“臣民”到“公民”身份的漫长转变。《大宪章》限制国王任意征税、拘押和剥夺财产，个人由此从依附于王权的“臣民”逐步走向拥有权利的“公民”。

政治文明的第一次跃迁具备划时代意义，但仍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首先，“君权神授”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国王的权力仍被视为来自上帝，而非人民授权，“人民主权”与“人人平等”的观念尚未形成，国家仍是王朝私产，而非公共权力。

其次，世袭制与君主制问题尚未解决。政治权力的传承与分配，依然取决于血缘而非能力；国家治理人才的遴。踩匀痪窒抻谕跏壹易搴凸笞褰撞，缺乏开放性、竞争性和流动性。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第三，对王权的约束本质上属于“软约束”。《大宪章》主要通过政治契约、贵族监督等限制王权，缺乏稳定的刚性执行机制。当国王违背条款时，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并高于王权的权威机构负责裁决和强制执行。

第二次跃迁：从限制王权到限制公权

第二次政治文明跃迁的一个核心推手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形成。1648年谈判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份终结“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领土边界与不干涉内政的核心准则，奠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秩序根基。

国家形成后，王权转变为公权，决策权一步步从王的手上转移到国家手上。1688—1689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权利法案》的出台，进一步推动政治权力由国王转向议会。这一制度理念之后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宪政与三权分立的确立（1776—1789年）、法国大革命（1789年）等实践中不断发展。

随着这一制度进程的推进，无论国家采取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需要约束的都已不再只是君主个人的权力，而是所有以国家名义行使的公共权力。政治文明的主线由此从限制王权，进一步转向限制公权。

从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年）强调强大主权，到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1689年）主张有限政府，再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讨论人民主权，关于公权的边界始终存在争议。但本文想强调的是，公权无论大。急匦氡恢糜谥贫然、刚性的约束之下，不能仅依赖事后监管。

174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这种彼此制衡的理论，被视为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制度设计理念之一。1787年，美国宪法首次以制度形式确立这一原则，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横向制衡框架；同时，联邦制的结构又在纵向维度上赋予了州政府对联邦权力的制约能力，形成了双重制衡的特征。

历史反复表明，权力不能仅依靠监管，还需要制度性制衡。把公权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防止权力失控、保持制度自我纠错能力的重要基。彩翘逯迫托缘囊桓銮疤。

第二次政治文明跃迁成就斐然，其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从臣民向公民的根本性转变，并逐步确立人民主权。随着选举权不断扩大，政治参与逐步从少数精英走向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国家选拔政治人才也越来越突破王族、贵族和世袭身份的限制，得以“聚全国英才而用之”，普通人也逐渐获得参与国家治理、甚至担任最高管理者的可能。

第二，公权限制的探索取得显著成功，公民获得了更稳定的权利保障与制度预期。通过制度性的制衡，公民的财产、生命与自由得到基本保障，为产权保护、契约履行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自由与财产得到保障的土壤上，更多机构得以践行长线主义，进行长期探索；更多个体也得以“仰望星空”，追问终极价值，并通过创意与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启蒙运动本身也是第二次政治文明跃迁的重要“产品”之一，现代性与现代化由此齐头并进、加速发展，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的进步，为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社会进步以及文学艺术繁荣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第二次政治文明跃迁完成了主权国家内部公权力的制度化约束，却未能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与杀戮等问题。

近代主权国家形成以后，民主、法治与权力制衡在不少国家逐步确立，但国际体系仍缺乏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国权力的有效约束。

当时的强国凭借科技、经济与中华棋牌官方登录入口网址优势，不断对外扩张、殖民和征服，即便是国内治理体系较完善的民主与法治国家，互相之间仍会深陷“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充分彰显了全球治理体系匮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第二次政治文明跃迁解决了国家内部公权的制衡与治理问题，却没有解决国家之间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使人们迫切需要超越国界的权力约束。

第三次跃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

18世纪末，德意志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就在《永久和平论》（1795年）中提出通过共和宪政、自由国家联盟、国际法体系和世界公民法驯服民族国家的战争冲动。美国在20世纪以威尔逊“十四点原则”（1918年）、国际联盟（1920年）和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1945年）推动这一理念制度化。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1945年，《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及安理会成立，奠定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的制度根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国际金融与多边贸易体系相继形成，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由此逐步建立。

这一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地制止了兼具民主与法治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与征伐，并推动国家竞争从中华棋牌官方登录入口网址征服和战争对抗逐步转向经济、科技、金融、管理和软实力等领域的竞争与合作。

与此同时，二战后美国主导推动盟国在处理德国和日本两大战败国时，在非中华棋牌官方登录入口网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其政治经济重建，重新接纳其融入国际社会，为战后多边和平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的历史价值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遏制了民主与法治相对健全国家之间的战争，也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因此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80多年相对和平期。在多边机制、核威慑、联盟结构与经济相互依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国之间未再爆发全面战争。即便是不拥有核武器的民主法治国家之间，大规模的中华棋牌官方登录入口网址冲突也罕有发生。

第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落后不一定挨打”“富而不强”成为国家发展的可行路径之一。笔者研究发现，在同时属于经合组织（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达经济体”组别的31个国家中，2025年人均国民收入（GNI）超过5万美元的有17个（世界银行数据），其中14个基尼系数低于0.32（OECD数据），本文据此将这14个国家界定为已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并非中华棋牌官方登录入口网址强国。在过去弱肉强食的丛林秩序下，这些“富而不强”的国家或许早已被抢掠一空，而今天它们依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诞生了如此多的共同富裕经济体。

第三，国家间竞争的重心逐渐从中华棋牌官方登录入口网址对抗转向经济竞争，企业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载体。竞争的聚焦点不再是征服、杀戮与殖民，更多转向经济、科技与创新能力的较量。

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一秩序也并不完备，其结构性缺陷也在运行中逐渐显现。

现有国际秩序仍缺乏对“超级强权”美国的刚性约束。美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设计者与领导者，历史上有过多次“例外主义”之举。尤其是特朗普2.0时代，美国的肆意妄为达到空前高度：如对委内瑞拉总统实施直接抓捕；绕开联合国对伊朗实行多轮中华棋牌官方登录入口网址打击；对民主和法治国家甚至盟友国家的领土虎视眈眈（盟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加拿大），带头践踏二战以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这也是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留给当下的“未竟之题”：当美国成为“地球之王”，谁来约束它，依靠什么制度约束它？800多年前，英国国王的任性催生了《大宪章》，今天全球霸权的任性正在呼唤“全球大宪章”的诞生。

第四次跃迁的呼唤：让“全球超级强权”也在规则之下

如果说前三次政治文明跃迁分别解决了王权、公权和国家间权力的约束问题，第四次跃迁要面对的则是如何约束全球体系中的“超级强权”，推动国际权力约束从软约束走向更具刚性的制衡。

首先，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这是对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带来的重大成果的捍卫。特朗普2.0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给世界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此时更需要中国联合中等强国、全球南方及各国一切认同规则秩序的力量（包括美国国内重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人士）来确：推接敕⒄辜绦侨死喾⒄沟闹餍。

其次，在全球治理上做到“王在法下”，建立对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强权”的刚性约束机制,对强权的软约束已不足以应对今日局面。

第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为公平公正。全球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搭建多元主体相互制衡的均衡框架，保障所有主权国家在国际决策中拥有对等话语权与制度影响力。中国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旗帜下，在第四次政治文明跃迁中作出决定性贡献。

回望《大宪章》颁布至今的800余年，人类完成了三次政治文明跃迁：以法治限王权，破除专制枷锁；近代主权国家形成后，以宪政制衡公权，奠定现代社会的根基；二战结束后，以国际规则约束国家权力，构建战后世界秩序，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每一次跃迁都是人类以制度驯服权力的历史性突破。

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演进具有累积效应。既有制度及其形成的经验与认知会不断沉淀，并持续塑造后续的制度选择与演进。

三次政治文明跃迁正体现了这一底层逻辑：不断拓展权力约束的边界，不断增强制度制衡的有效性与刚性，并将成功的制度创新从个别国家、特定时代的实践，逐步上升为具有广泛借鉴和复制意义的文明共识。笔者将这一进程称之为“新共性”的打造。

身处百年变局，我们站在第四次跃迁的门槛上。这一次要探索的是建立对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强权”的刚性约束以及更为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使人类迈向更高层级的新一轮文明跃迁。中国有责任，也有智慧和能力在第四次政治文明跃迁中做出决定性贡献。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长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