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悚文存》顾问丁夏兄赐书，念我在国外，特发电子版供我先读为快。我最关心的篇章，必须是丁老谈唱片。
丁悚先生是我国留声机“发烧友”中的先驱。从蜡筒时代玩起，到20世纪20年代往后，更是直接参与策划了大量的唱片灌音。百代、蓓开等公司更聘其为顾问。蓓开唱片中还有丁先生为女子苏滩报幕的声音。文存中大量谈唱片的文章，是研究中国唱片史的珍贵史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刊印的《谈唱片》一文（《丁悚文存》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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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是应徐慕云之约，刊于1928年《梨园影事》首版。文章不长，却披露了一则极其重要的史料。大家都知道，从蜡筒时代开始，戏曲唱片就有大量假冒名角的赝品。很多都是当时一种提供上门清唱服务的清音班，由叫“堂名”的半专业半业余演员所唱。署名孙菊仙的唱片中也有大量的赝品。起码从1918年前后，孙菊仙就一直对外声称自己有“三不主义”：一不照相，二不灌音，三不收徒。后来因为收了马连良、陈刚叔等伶票，“三不主义”就改成了“二不”。实际上，在丁文刊登的时代，孙菊仙已有多帧照片登上报刊，他坚持不改口。丁先生这篇《谈唱片》披露了一则重要的史料，经营物克多（胜利）唱片的谋得利洋行买办徐乾麟亲口讲述孙菊仙参加灌片的始末：
徐谓孙氏此说实欺人之谈。物克多唱片假冒孙名者虽有，但十二寸多种唱片确系孙老所唱。徐氏并为愚述当时收片情形甚详，谓地点在四马路金谷香菜馆，操弦者为小桂芬（姓吴——引者注）。初渠确不愿唱，无奈先暗与其夫人并爱孙接洽妥当，事前付定资各四百元，约事成再付孙四百元，共千二百元。遂由其夫人邀孙往金谷香午膳。既至，闻隔室琴声悠扬，遂往参观。小桂芬与孙本稔，乃面请尝试一二段。初坚不允承，其夫人向孙耳语谓吾已收该公司定款，非唱不可。孙始谓徐曰，汝欲予唱若干耶？徐谓唱十二段如何？孙摇首谓不能，恐嗓音不够。徐谓如此则听尊意可耳？于是即开始灌收，如《朱砂痣》《骂杨广》等确为孙所唱，谓予不信，好在老孙未死，予（徐君自称）亦健在，尽可对质也云云。
此后，梅花馆主也在1929年的《戏剧月刊》上撰文驳斥孙的“二不主义”，称“物克多所发行十二吋片固已为世人所公认（的真品）。”
此事极可能激怒了孙菊仙。1930年孙南下，并在上海应邀演出。按说，此时孙菊仙等老伶的唱片已非热销，大多停版，但孙在接受《晶报》采访时，特地重申其“二不主义”：“生平不喜摄影，不欲灌片，在津时，某唱片公司愿筹万金灌六片，坚却之”（昭绥《老乡亲之养生及习性》，1930年5月18日《晶报》）；在上海伶界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又以“生平没有拍过照，没有灌过片”两语（《上海伶界联欢迎老乡亲》，1930年5月22日《申报》第四张），拒绝大家合影留念的要求。
孙此举自然引起胜利公司的反弹，他们亦向《晶报》声明称：老孙“年迈龙钟，发言奇特”，表示“细查当时纪录账目，均记有出资聘孙收音事”，且有琴师等“在场人颇不少”，认为“老乡亲讳言收受包银，殆为其情性耳”。孙则寸步不让，更直指“本人在光宣间并未收过音片，唱片实系伪造”。
孙菊仙此时已是年近九十的梨园名宿，更是京剧“后三鼎甲”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亲自出面否认灌过唱片，影响力非同小可。虽然，胜利公司、徐乾麟也是事件当事人，但在梨园界他们的声音显然敌不过孙菊仙的影响，尤其是当年确实也有造假的经历，话自然也说不响。故此后许多曾经认为孙菊仙有真品的剧界同仁纷纷转向，名票罗亮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更以自己与孙的交往为“不灌片”做证。丁先生的《谈唱片》一文，在1933年新版的《梨园影事》中也撤了下来。而该版为参加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作了大幅增订与精美印制，初版连同丁先生的文章也就此湮没，少为人知。
孙菊仙是京剧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其唱片的真伪在京剧史研究上，关系重大。关于孙菊仙唱片的真伪，笔者有长篇论文，这里难以细述。要之，当时舆论碍于老孙的名望，又念及旧交情谊，未加深究便纷纷转向，可以理解，但是，今天重新研究这一问题时，不能忘了一点：孙菊仙与徐乾麟都是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证言具有同等效力，并不因为谁的名气大，谁就有理。
丁先生这篇《谈唱片》的文献价值也自不待言。
